投诉

　　她用电话投诉的时候，电话那头时不时传来笑声
　　郭小姐已经不记得自己那天是怎么走出天虹商场的了，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试衣服没有理由将手伸进内衣里面，自己以前也做过旗袍试过衣，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。如果说是无意的话，又不可能停留的时间那么长，而且一而再地重复。她感到，自己遭到了常师傅的性骚扰。
　　郭小姐首先打电话向天虹商场投诉，接电话的李小姐告诉她，经理已经下班了，她会尽快将事情汇报给经理，然后再和郭小姐联系。随后，郭小姐又打电话到消委会投诉，令她感到意外的是，接电话的小姐听完她的投诉以后，竟然在电话里哈哈地笑了起来，说消委会至今还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投诉，要请示领导以后才知道怎么处理。请示完领导以后，她告诉郭小姐，领导也说从来没有处理过这样的投诉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　　当晚11点多，郭小姐接到一位温女士的电话询问她当时的情形。温女士是天虹商场的布料供货商，常师傅就是他们聘请的。听完她的叙述以后，温女士表示，如果当时的情形真的是那样，就是很严重的问题，因为裁缝试衣服是不需要将手伸进内衣的。她向郭小姐表示，一定查清情况，尽快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。
　　第二天中午，温女士又打来电话，说她已经让常师傅在模特身上模拟了一下当天试衣过程中的操作，她认为都是在专业范围以内，没有什么反常。郭小姐愤怒地表示，她希望能够得到天虹商场方面的直接答复，而不是供货商的。
　　到了下午3点多，郭小姐仍然没有接到天虹商场的任何电话，她再次致电天虹商场，上次听电话的李小姐告诉她经理还是不在，让她迟些再打。郭小姐让李小姐向经理转达她的不满，并希望经理能够立即和她联系。
　　10多分钟以后，一位姓张的经理打通了郭小姐的电话，说这两天一直在处理这件事，但怕刺激郭小姐，所以一直没有打电话给她。郭小姐觉得十分奇怪，自己作为第一当事人，天虹商场根本没有和她联系，听取她的意见，怎么处理这件事？
　　更让郭小姐气愤的是，她在电话这边投诉的时候，电话那头还时不时传来张经理的笑声，郭小姐认为张经理是在嘲笑她，张经理解释说，笑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。
　　郭小姐告诉记者，她想不到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投诉竟然找不到有关部门进行处理，更让她难过的是电话那头传来的两次笑声，大家似乎对性骚扰这种事只是好奇但并不重视。

　　尊严

　　也许有人碰到这种事吃个哑巴亏，不再声张
　　12月18日，星期二。事发两天以后，郭小姐再次来到天虹商场，去讨个说法。
　　虽然已经无数次重复星期天的经历，在和商场有关人员、温女士和常裁缝的多方对质时，郭小姐还是显得十分激动，说得声泪俱下。郭小姐说，自己过来并不是为了索赔或者故意与商家为难，只是希望商家意识到这次事件的严重性，以后不会再有女顾客遭遇到同样的事情。
　　常裁缝则表示自己是清白的，整个试衣过程都是按照常规来做，“不管是美的丑的，年轻的年长的，都是这样操作，我做了十几年裁缝，从来没有受到过别人的投诉。”
　　深南天虹商场的总经理助理金小姐表示，由于郭小姐当时没有立即投诉，商场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不可能对供货商或是常裁缝进行处理。
　　在整个调解过程中，金助理反复对郭小姐当时为什么没有反抗或是投诉表示质疑，郭小姐表示：由于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过于紧张，当时没有能够及时做出保护自己的行为，这两天来一直觉得十分屈辱，很多人碰到这种事或许会就当是吃了哑巴亏不再声张，反正也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。“但我觉得我的尊严在那天受到了侵害，今天之所以过来，之所以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，就是要找回自己失去的尊严！”

　　弱者

　　法律保护受害者，但在性骚扰问题上还没有明确界定
　　在一些西方国家，性骚扰早已被写入法律条文，对性骚扰者进行严惩。美国在1964年将其写入法律，1986年，美国最高法院将性骚扰认定为一种非法的性别歧视。在我国的法律里，性骚扰还没有严格的界定，很多人甚至认为这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问题。
　　广州永信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郑宇律师告诉记者，法律虽然是同情弱者的，但在性骚扰这个问题上，显得十分苍白无力，主要是因为取证十分困难。性骚扰一般发生在比较隐蔽的场所，也缺乏证人，而且没有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，定刑存在困难。
　　性骚扰在中国也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，但却很少有受害者愿意站出来承认。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，这毕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，更重要的是，由于很少受害者站出来，性骚扰的广泛性和严重性被人们大大地忽视了，更使得性骚扰者胆大妄为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
　　对于一个性骚扰的受害者来说，要站出来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，因为她得到的，很可能只是嘲笑和轻视。郭小姐说，在金助理不停地问她为什么当时不反抗、不大声叫时，她就有这样的感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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